如果没有榆林，神木发展的一定会更好！
但神木如果没有郭宝成发展民营经济，经济也一定会像靖边一样！

朱文轶：我看到，神木县去年的财政总收入是72.27亿，这里面在中央、地方、省市之间是如何分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煤炭上的税收已经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我采访神木前任**王振斌时，他回忆说，分税前，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税是留给地方的，当时几乎占了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分税后，只是保留给神木3000万的基数，等于说来自神东公司的税收，以后每年的增量部分都被中央拿去了。后来这是怎么变化了？
     郭宝成：我在佳县做了5年的副县长之后，1997年奉调到神木，在这里一呆就是13年。当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财政总收入1700多万，去年是72个亿，10年时间增长了100倍。
     就在2005年，市**一声令下，把神华集团所属在神木的所有企业收入全由市上收。在我们这里设了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一个地税分局，这样，他就把这部分钱都拿走了。这一下子就是60个亿。
     所以说我们对榆林市财政转移的力度之大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财政总收入的72个亿之外，榆林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60个亿，当然这60个亿还包括向省上交的、向中央交的，和向榆林地区贫困县转移支付的。另外，我们还向温总理交了40个亿，应该说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算是可以了。
     朱文轶：我不是很明白，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税收不是应该由神木县收，然后按国税地税分，国税上缴中央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吗？为什么是2005年把这收到市里了？
     郭宝成：我们这个蛋糕做大了嘛。2005年是县财政收入井喷的一年，钱太多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了还不割你一刀。当然2005年他拿的时候还没有60个亿，大概是2、30个亿，去年年底才到60个亿。现在的分配制度麻烦得很，说不清楚。市上管县嘛。从税法来说，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但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官比政策还大。
     神华也为我们县里打抱不平，说“市上太不像话了，你总得让人家分一杯羹啊，你全拿走了，县里对神华发展没有积极性了。”我们也确实没有积极性，你那么大一个公司发展了，效益好了，结果全收上去了，你还要占我们县里的土地，要污染我们的环境，还要占我们的环境容量，还要给我们弄那么多采空塌陷区。现在是上面叫我们支持央企我们当然就要支持，但是说实话积极性不高。不过，换个角度说，神木县起步是神华带起来的，我们也要念其旧情。
     朱文轶：这样一种财税分配的现实应该说是对神木县很不利的，神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如此惊人的财政积累？
     郭宝成：我们可支配收入里的80%都是来自于私营经济。现在全县民营经济的总数量应该有1700多家，当然比起昆山，我们少多了，他们有35000多家，不过我们企业数量小资本大，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企业就有不少。现在在整个县域经济总量上民营这块已经快接近65%了。
     我刚到神木的时候，神木的收入主要是国营经济。然后就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全都改制了，当然这些企业最后也没干成啥事，改制了也不行。到2000年，我当县长发动了一个运动，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草根经济给搞起来。
     我常跟干部们讲危机感。当年我们县民营经济的总量比邻县府谷县差远了，它的经济总量占榆林市的三分之一，现在是我们占三分之一。当时我就说，下决心我们用三年时间民营经济超过府谷。
     那时我当县长胆子大啊，我把那些焦化厂、电石厂全部私有，不加任何**全面放手，谁申请给谁做，占地不出钱，零地价，只要你去干，不用这手续那手续。干起来再规范嘛。小孩长起来我们再给他起名字不迟啊，不用非在肚子里就硬要给叫个名。

这也担风险。2003年正好面临“五小”整顿，问题就来了。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大群官员们指着我们锦界工业区的17家电石厂就问，“这些电石厂谁批的？”省政府说，我没批过；市政府说，我也没批过；然后问我，你是县长，谁批的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当然是县里批给锦界的，我只能说，“我也没批过，这些企业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是我们监管不力。”
     到整顿完了，其实不止我们这儿，其它地方很多小企业也得办啊，整顿小组的领导们给我们的电石厂下了个定义：“中国目前小型电石厂最为标准的，可以作为样板，其它地方照这个去建，就符合标准。”哈哈。当然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后来这个就越来越严格了。
     朱文轶：神木的民营资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都起来了？都是跟煤炭有关的企业吗？
     郭宝成：我当县长那个时候，神木起码有七八百家企业，快上千了。一次，常委会开会，有30个项目，全部通过，一个也不卡。但是，我那时候办企业有三句话，叫“三远离”，远离水源，远离村庄，远离公路，这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远离村庄和水源，尽量对人不造成危害；远离公路，怕被人看见啊，咱们那些官员视察也都是走马观花，谁去还步行，老远看不见还下去找啊。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工厂就都冒起来了，几大片。
     基本上都是跟煤有关系的企业，小电厂、小焦化厂、小电石厂、小铁厂、小金属镁厂，还有一些第三产业、一此相关配套项目。煤炭的产业链很长。从2000年开始布局，到2005年，我们神木就一下子财富膨胀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年是神木的一个井喷嘛。
     朱文轶：正好赶上煤价的一个井喷。
     郭宝成：煤炭从2003年开始涨价，涨得幅度比较大，最后井喷是在2008年的7、8月份，那个时候一吨煤的价格到了750块，现在降下来了，在400到500左右。煤炭一涨，从坑口，到我们那些聚氯乙稀厂、各个加工厂，价格都上去了，所以一下子，2005年我们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
     煤价是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说起神木的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地方，有的也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刚才说的“五小企业”，开始大家还有些争议，后来从上到下都认可。再比如，一下这么多企业，管理人才怎么办？我们就允许神木的干部职工带薪、带职务去挂职办企业，这在很多地方是敢想不敢做的，我们神木先后有两三千人干过这事，现在由这些挂职干部干起来的企业就有240多家，这240多家企业的总投资都十几个亿，养活了六千多人。
     这事情刚开始县委班子讨论也还是不同意，2006年正月十六那天，我把我们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部叫到会议中心讲话，我说现在请你们下去，挂职办企业，学习微观经济管理的经验，一是为我们将来干部队伍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二是为神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时我还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能没几个钱，也许过几年，我们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你们会开着奔驰宝马来参加会，当时下面嘘声一片，议论纷纷。这话不幸被我言中，到2008年3月，神木开挂职干部表彰大会，仅仅两年时间，那些小子们真就开着奔驰、宝马来开这个会了。这里面有些人就辞了公职，他那边摊子已经很大，没法再两头兼顾了。
     朱文轶：这里面的风险好像不言而喻？
     郭宝成：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没啥风险。我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党员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陕北，很长时间行政机关有人浮于事的情况。为什么把机关干部放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没事干，不高兴了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下馆子喝酒，回家打麻将。我们把那么多干部下放到企业，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提高了。
     去年春天，榆林市组织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县级干部都参加，会上我说了四件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全市有1万名干部下海的话，经济会如虎添翼，就能把市场经济搅活了。毕竟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还是很重，第一精英、一等一的人才一定在政府里面，智慧、知识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