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目前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时代。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老年人口年均净增800万左右,到2013年全国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2亿。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中国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养老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中国养老的问题，目前最急需解决的是哪个方面？

    唐钧：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加大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投入。

至于延迟退休年龄，经过几年的思考，我看法是，中国也许并不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因为中国到老龄化高峰时仍有6亿多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很大。所以，只要切实地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我们就能安然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因此，教育和培训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老龄化”的到来，使很多人忘记了“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忘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每年都有新生劳动力2000—2400万人，但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却只有1000—1200万个。在新增加的工作岗位中，有30%是“自然更新”，一般理解，其中绝大部分是退休“让”出来的位子。我们能够设想，这种状况会很快改变吗？再说，中国目前还有1亿多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而以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是1亿。从某种意义上说，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就是后者的致贫原因？

    搜狐文化：有没有切实可解决的方案？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发达国家早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个“治标不治本”的解决办法：年轻人多纳税，或者老人家晚些时候退休。您觉得这种方式可靠吗？

    唐钧：人口老龄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政府。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欠了“老人”和“中人”的债。这两代人年轻力壮时赶上计划经济，创造的财富除了少许生活费以外都被“必要扣除”了，得到的承诺是“生老病死有依靠”。“必要扣除”被国家拿去搞建设，最终形成了国有资产。现在他们步入老年，不管怎么样，国家自然应该负责他们的养老。资金不够，就应该在国有资产上打主意。

    但近年来的养老保险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对劳动者，想方设法让他们多交钱；对退休者，则想方设法让他们少拿钱——当下热议的“延长退休年龄”，就是要让参保人至少少拿5年钱，同时还要多交5年钱——这样的改革能“成功”吗？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如果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就可以每年多收40个亿，少发160个亿，一进一出，养老保险基金就“缓解”了200个亿。但是，这些数字是以参保的全体城镇职工为统计对象的总体计算出来的。现在上海试实行柔性退休制，如果一柔性，可选择，大多数人不选择延退，“多收少发”的潜在目标就告吹了。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不选择延退呢？因为现在中国目前超大的劳动强度、超长的劳动时间，超重的社会压力，使一线工人到了一定年纪，保守点，女40，男50，就逐渐适应不了了。他们要在企业熬到60—65岁，谈何容易。最惨的是被企业辞退，往后的15—20年时间中，不但没有稳定收入甚至没有收入，但还要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际遇！

    在讨论延退时，时常有官员或专家会提到当下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以此来证明延退的正确性。其实，这个证据恰好证明了延退的不切实际。因为连现行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男性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满60，女性国家工作人员满55，女职工满50——还都执行不了，何以再谈推迟。

    更何况30年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偏大，这对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不利因素。不过，延迟退休年龄，却只会使这个问题加剧。

    有些岗位确实是可以也是需要“弹性”或“柔性”延退的，这是指退休年龄在一定范围内可选择。但是，这只涉及少部分人。对于缓解养老保险的压力帮助不大或基本上没有帮助。

    搜狐文化：在传统观念中，我们提倡养儿防老，还有就是增加积蓄。目前，我国储蓄率占世界最高。这不能说一定就能老有所依，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方式，至少会让自己稍微安心些。

    唐钧：如果单靠自己攒钱来为自己养老和支付医药费。那么，请问，当攒到多少钱时就可以自豪地宣称不怕年老、不怕生病了呢？当你往银行里辛辛苦苦存钱时，经济的发展、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会使你攒钱的努力付诸东流。

    因为人口流动的激增，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现在1.6亿老人中有50%处于“空巢”状态，在城市这个数字是70%。子女不在身边，为老人提供保障自然是鞭长莫及。何况现在社会经济压力剧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自顾不暇。更有众多的失业者，变成了“啃老”一族。所以，“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搜狐文化：从目前来看，养老问题不仅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成为问题，包括标榜拥有完善社会保障的欧洲国家。他们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面临支持之危。比如最近英国在财政上实行紧缩政策，将领取政府养老金年龄将提高至66周岁。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州政府员工单是养老金的支出就达2万亿美元，而医保的支出将达6000亿美元。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不知道在现有的中国国情下， 如何制订合理的政策，才能更好的迎接“银色浪潮”的到来？

    唐钧：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于经济走下坡路，自然在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上捉襟见肘。中国的经济正在成长期间，一直在持续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置老人于不顾。何况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再说现在国家取得的成就，都是老一辈作出贡献乃至牺牲给打下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老年人的需要主要有三个方面：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亲情慰藉。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现在缺口达540万张，是现有床位数的200%。

    更为严峻的问题在农村：老龄化的最大危害是缺乏劳力，但中国的城市不怕，城市一旦缺乏劳力，农村的青壮年就会来补充。但是，届时农村的老年人谁来照顾？亲情慰藉方面，在人口流动规模大、范围广的前提下，这一特殊的情感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不能只考虑经济理性，而把人性关怀置诸脑后。要倡导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孝文化，而且是由国家负起主要责任，全社会一起来“尽孝”。只有逐步完善保障制度，靠社会、靠政府，靠保障制度的改革，才能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在资金保障和服务照料方面可不再单纯强调家庭的责任，但在满足老人的亲情慰藉方面则必须强调子女的作用，因为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需要是无可替代的。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硕士。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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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被抢走了

我国每年的税收都在以超过年30%的速度增长，总额约在GDP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些钱，大部分用于：
一，行政费用，即供养政府工作人员。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吃皇粮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中国的官民比例为1：18，按纳税人口算则高达1：10；
二，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投资决策失误、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5000亿元。
三，补贴央企的亏损与利润缺口。光中石油和中石化今年上半年就获得了几百亿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