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医疗改革一年多，因为顶着“全民免费”的光环，一直为外人所称道、羡慕。那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呢？日前《三联生活周刊》刊文，对神木医改进行了详细的解剖。文章在导读中有一句总结：“神木医改的制度设计，是通过严格的费用指标控制，来约束医生和医院的行为，**这些曾经在医患关系中因为拥有卖方市场位置和医疗专业知识而占据上风的服务提供方，以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

　　可惜这条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遭遇到另一条更加吸引眼球的医疗新闻――常州女医生开1毛钱药方治好病。将关注医改的焦点放在“价格”上，其实是一种“务实的片面”；但尽管片面，却能赢得人心。在如潮赞美过后，我想很多人也都明白，不要说1毛钱的处方相当极端，就算真的遇到了，恐怕你也会在心里对疗效产生疑问。

　　高价医疗已然培养了大众用药习惯。看到神木通过控制药费指标来约束医生的行为，我感觉仅仅关注医疗服务的价格还不够。因为个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少了，不等于整个医疗费用变少，大头可能转移到了**账下；也就是说，医改应该降低社会医疗总成本，同时保证医疗质量。如果靡费的源头只是从民众变成了**财政，中间该抠走的钱还是被抠走了，那么总福利依然会下降，财富的流失也会更难察觉。

　　不管一毛钱处方也好，给医生下紧箍咒也罢，都是把医生视为药品的提供者。然而，由于大多数普通患者极为缺乏专业知识，医生与医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药商面前）还充当了需求者――他们替病人选择。如果按照“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理论，这个市场无疑供求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不少病人会拿着医生的处方到药店寻求低价的替代品，恰好证明这一点。

　　从神木的经验来看，控制处方费用额度，正是在控制医生对高价药的需求。加上合理的报销制度，个人的医疗花费自然下降。但医生只要想着提成，他就会寻找制度漏洞多赚点钱。我想，看病难、看病贵终归在医生病人的坐诊治疗中正面冲突，增强病人的需求方地位，或者削弱医生医院的强势供求身份，应该都能为医改成功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