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百强县第26位的陕西神木(2012年统计数字)，从未像如今这般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是世界最大煤田的荣光还是全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的美誉，抑或是神木“房姐”龚爱爱北京几十套房产，神木所显露出来的诸多现象中，“富有”是最为人所称道的符号。

　　然而，当神木民间借贷出现“崩盘”之后，所有的琳琅满目急转直下，不仅当地房价不断下跌，豪车减少，诸多基建工程也都开始延缓，作为神木县政府来说，从未想过会如此盛极而衰。

　　引发神木困局的民间借贷如今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始逐一破题，在民间借贷残局的处理中，每种措施都可能对地方经济的未来发展造成某种当下难以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民间借贷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方式，一直缺少相关法律的约束，神木民间借贷残局走向，也许是对中国金融市场未来的预先解析。

　　当公众还惊诧于房姐龚爱爱，不过是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竟然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令人乍舌的房产；当公众还在传说龚爱爱可名列“神木四大富豪”之列时，神木当地民众则对这一传言感到“可笑”。

　　记者在神木几天的采访中，诸多本地人士，涵盖着官员、商人以及普通百姓，均对龚爱爱是“神木四大富豪”传言嗤之以鼻，“像龚爱爱那样有钱的，在我们这里多的是，龚爱爱根本排不进什么富豪榜”。

　　不过，所有的夸耀，都随着神木民间借贷的崩盘，成为过往云烟。

　　当地民众尚不习惯的萧条

　　就像是一个壮汉毫无征兆地倒下，家属尚不知所以然一般，尽管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当地的民众对神木盛极而衰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言谈之间，仍是更多地对过往财富昭然的夸耀，只不过在夸耀之后，满眼萧索的现状，让夸耀者多少有些难以继续，终以苦笑作罢。

　　神木最负盛名的惠民路也许能够见证神木以往的辉煌，这条路至今在夜晚仍灯火辉煌，极尽奢侈繁荣之象。

　　10月13日晚，出租车司机任师傅说：“这里曾经是神木最繁华的大街，都是KTV、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以前都不用等到晚上，就有好多人开着宝马、奔驰、路虎、宾利、劳斯莱斯来这里玩，这么说吧，要是以单位面积而论，神木肯定是全中国豪车最多的地方。那时候大家都有钱，即便不开车的，在这里消遣完，想打车都得排队，现在说没人就突然没人了。”任师傅对曾经的繁华似锦不胜追忆。

　　可是，现实里冰冷的大街除了闪烁的霓虹灯，很难找到任师傅口中的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景状。

　　走在街道两旁遍布KTV、足疗会所、商务会所和宾馆的惠民街上，记者看到，六家KTV中只有三家正在营业，剩下的一半已经停业；七家足浴中心，唯有帝景轩酒店六楼的足浴中心亮着灯，而尊皇会所却悬挂着“足疗店转让”的红色条幅，其余五家均未营业。

　　虽然街边店面灯火辉煌，记者在这条街上逗留了近半个小时，却只见零星的行人路过，没有见到一名消费者进入店内，而过往的车辆也不曾停留。

　　同样，神木县城街边的一些店铺，虽然正在营业中，却鲜见顾客光顾。透过玻璃窗，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利郎、海澜之家等店面，里面比外面更冷清。只有售货员独自守候着，没有一个消费的客人。

　　走在神木宾馆的西北、体育中心北面的街上，只有一家名为“民信小额贷款”的典当行，仍悬挂着一块牌匾，其他的都是店门紧闭。

　　据当地人讲，以前整条街都是典当行，现在都悄悄摘下了牌子。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民谚还是能够体现此话得以流传的生命力，在天峰国际酒店门前的东兴街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记者仅在15分钟内，随机数了数，发现过往的200辆汽车中，40万元以上的车辆有20部。保时捷卡宴2辆，其次是路虎、奔驰、宝马、丰田霸道、凌志等车，以奥迪A6居多。

　　而在天峰国际酒店门前广场上停靠的28辆汽车中，有6辆高档车，其中包括1辆保时捷卡宴、2辆路虎、1辆奔驰S350、2辆丰田越野，不过，两家酒店的门童都表示：“这些名车的数量，不足去年上半年的一半。”

　　现实中的民生窘境

　　豪车的数量减少不过是当地经济走势的一个指标，而普通民众的直观感觉则可以记下神木从“富得流油”到现在的经济放缓。

　　出租车司机毛师傅回忆，在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一天就能赚1000多块，现在同样的工作时间，顶多能赚500块。

　　“以前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四五千，现在也就五六千块钱，不到以前的一半。现在煤矿也不景气，外地人都走了。”

　　当毛师傅开着出租车在路上苦苦寻觅打车的客人时，县城商场一个卖衣服的王姓店主只能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以前周末能卖1万多块钱的货，甚至2万，现在只能卖到两三千，好多做生意的连房租都付不起，不得不关门歇业了。”

　　不算久远的乍富让从事煤炭生意的张军(化名)说：“2012年之前，村村有煤矿，煤矿给村民分钱，一家分个一两千万的遍地都是，几千万的也很多。像县城北面的一个村庄，在2008年、2009年时，家家都能分个几百万元，分一、两千万的也很多。

　　“这里的煤矿最早都是村里的矿，以前最多值5万元，现在都十几个亿，钱在村里，人人有份。我一个朋友，家在西沟乡(2001年撤销，并入神木镇)的沙沟峁村，村里有煤矿，一年收入有好几百万。以前这些矿都是集体的，老板买走，也给村里分钱。”

　　由于占据了能源优势，又结合彼时的国家整体环境，让乍富的村民们感到挣钱如此容易，于是年轻人开始买车，豪车成为年轻人的选择，而年龄大一些的则购置房地产，像房姐龚爱爱不过是诸多一定年纪的神木人的缩影而已。

　　在大砭窑煤矿对面的小山坡上，住着神木镇杨桃茆村的村民。

　　在村书记杨仓仓家中，他告诉记者，全村一共45户，140多人，大部分年轻人都搬到县城去了，现在只有十来户，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住在村里。全村一年的收入，靠大砭窑煤矿给村民的65万元补偿款，每人每年分个三四千元。但由于过度挖煤，村里已经是地陷水断，村民用水困难。

　　当了二十多年书记的他，每年只有8000元工资。他也和别的村民一样，将家里房子租给矿上打工的人，从而增加一点收入。他告诉记者，自2010年开始，就有村民把钱投到窑(指大砭窑煤矿)里，还有贷款入股的。现在煤炭效益不行，不仅年底分不上红，连利息也不给，股金也退不了。

　　相对于城里人更多是对过往繁华的追忆，杨家峁村50多岁的疆大姐则更多是对开采煤矿的抱怨：“煤矿来了，把山体掏空了，害得我们水吃不成水，地种不成地，过不了日子嘛！

　　“我们家四口人，两个儿子，一年一共就分一万多一点，就这么个数。矿上分两期给，过阳历年给一回，七月份给一回。每人每年一吨半的煤，我们家六吨煤。这地方冬天冷，哪够烧哦。

　　“家里开的小商店，生意最好时一个月赚上一二百块钱。家里三间窑洞，一天一间窑8块钱，挖煤工住一天算一天，今年停了半年，才有多少钱？三四千块钱不得了。”

　　现实是，随着煤炭价格的走低，煤矿不断停工，疆大姐家里能够租房的窑洞已基本空置下来。

　　疆大姐的大儿子在矿上装车，四五天才装一次。装一车煤，80块钱。一个月也就1000来块钱，但在结婚时，贷款20多万买了一辆本田雅阁，目前仅还贷月供就超过3000元。

　　抱怨了儿子之后，疆大姐总结：“现在神木啥都降，就是消费很高！”

　　经济上的萧索，在神木县长途客运站便可一叶知秋。

　　10月13日，一场秋雨让神木气温骤降，此时笼罩全国的雾霾同样光顾了这个有着中国最丰富煤炭储备的县城。在长途客运站右边矗立着一栋十几层高的烂尾楼，在阴冷的空气里，未装门窗处现出一个个黑洞，显得毫无生气。

　　类似的烂尾楼在神木随处可见，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这样的(楼盘)我们都习惯了，基本上都是开发商没钱，扔下工程跑了。”

　　10月16日，记者看到，神木新村神南华府销售中心大门紧锁，台阶上长满了杂草，门上的玻璃已经被人砸破了，屋内商业楼盘的微缩模型和玻璃全部布满了灰尘；另一商业楼盘神华新村售楼中心门前，同样长满了四五寸高的杂草，屋内沙发和楼房模型上都布满了灰尘，白色的地板砖俨然变成了灰色，清晰地留下记者的脚印。

　　最大廉租房已停建

　　商业楼盘的烂尾受困于开发商资金链的断裂，比较而言，神木本地基建项目的放缓则更让人感到担忧。

　　10月16日中午，记者找到神木县西沙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部，监理公司50多岁的高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计划，今年要交工一半，也就是30栋楼，后来没资金了，现在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对于停工的原因，高女士如是说：“现在正做地下管网和道桥，道桥一项就得花4000万，去年就该给的道桥资金，现在还没给。但是道桥早就竣工了，这样就把盖房的钱给挪用了，再加上室外管网建设花去的三千多万，政府一共欠工程款六千多万。虽然这是神木县最大的廉租房建设，是县里的民生工程、重点工程，但现在政府不肯投钱，肯定没办法按计划如期交工了。”

　　据了解，该项目共容纳4000余户。总建筑面积为245764平方米，廉租房面积为102986.4平方米，公租房面积为125388平方米。廉租房1992户，公租房2064户。计划于2013年年底交房。

　　经济上的紧缺除了让基建放缓，让豪车减少，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神木人的婚丧嫁娶。

　　当地殡仪馆马姓负责人就表示：“以前神木人把钱都不当个钱。老人去世，在家里面都能花到好几十万。弄个碑好几万，再就是摆酒宴、其他消费等都能花到一百万，一般也要耗费60来万。条件不好的家庭，都得花二十万以上。棺材是从延安或者其他地方拉过来，好点的就十来万块钱。操办丧事时，因来人太多，便用水泥平整出几亩地，临时建一个操场，用于接客。大的坟地，还雇人24小时值守。现在这里60%的人家一切从简，不大操大办了。”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神木地方财政收入预算达60亿元。不过，此数据在当地曾任职于财政系统的官员看来，几乎难以达到，“今年的收入能与去年持平就已经很不错了”。

　　很显然，最大廉租房的停建直接受财政吃紧所致，有财政系统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县上已砍掉部分投资项目，准备缓建。”记者从神木县发展和改革局证实，被砍掉的项目主要为财政投资项目，大概有三分之一。

　　前述财政系统官员称，在神木向来有“煤炭一发烧，财政就感冒”的说法，对于依赖于煤炭的神木来说，似乎是一句箴言。据公开财政数据显示，2012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53.55亿元，而根据年初预算2013年神木地方财政收入要达60亿元，增长13%。

　　神木县统计局局长王世平提供的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神木的GDP总值达到1003.89亿元，增速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达到15%。围绕煤炭、蓝炭等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达到761.65亿元，占整个GDP总量的75.9%，增长19.9%，几乎是拉动神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神木来说，利好的煤炭资源让神木得以大展拳脚，也让乍富的神木人开始寻找资本升值的路径，民间借贷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渠道。

　　全民皆借贷

　　2008年前后，神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煤炭价量齐涨，每吨从2005年的50元升到500元；年产量从2007年1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7.74亿吨。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投入一个亿，第二年就能收获两个亿，致富速度惊人。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龚爱爱不过是搭上了顺风车富起来的人之一。

　　2010年，中央财经大学专门从事民间金融研究的李建军教授曾对神木县民间融资规模进行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神木县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200亿元左右，与当年神木县正规金融贷款的规模相当。之后再没有对神木县民间融资的规模测算。但如果按照李教授“2010年神木县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贷款规模相当”的结论来推算，神木县各金融机构2012年的贷款余额为349.34亿元，那么，神木县2012年的民间融资规模，也就应当在350亿元左右。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为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2009年开始，神木炒露天煤场之风盛行，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神木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这类民间借贷与国家金融政策并不相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是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只许放贷，不许吸纳资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更是不能从事任何形式、性质的金融活动。

　　但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据当地金融系统人士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

　　因为神木县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小微型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利润率低、信用度低，很难在银行贷到款。唯一快速、便利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这就又为神木县民间借贷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张军告诉记者：“我做煤炭生意这么多年，从我的感觉来看，全县98%的人都参与了借贷，可谓全民参与。”

　　佐证张军观点的是，当地某银行2012年的年度报告。

　　报告中称：“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10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为了完成紧缩任务，不得不压缩贷款额度。由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有国家信用做保障，在正规金融领域拥有天然的优势。而在贷款额度压缩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局面却越来越严重。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末，神木县公司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率为39.75%，而同期榆林市公司贷款占各项贷款比率为50.59%，神木县企业贷款比率明显低于同期榆林市企业贷款比率。”

　　2010年1月至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市民孟女士称：“我老公无业，家里没钱，去年用房产证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三十万(月息一分三四厘，一个月得缴4千元的利息)，把8万元放在典当行，20多万放同学那里贷出去，当年七月份，从典当行收回来一万多块钱的利息。”

　　“我同学去年一直在结利息，今年已经四个月没钱结利息了，现在连本带利还有二十多万没还。”孟女士说，“我老公他哥家100多万，他姐家100多万，都贷到典当行。开典当行的人都在，反正不给钱，说现在没钱。这贷出去的钱除了，前几年煤矿入股赚的一点外，就是银行贷的。”

　　在神木，像孟女士这样通过从银行贷款，再放给民间贷款公司从中谋取利息差的人比比皆是。在这些普通人眼中，如此安逸的挣钱方式，应该像神木的煤炭资源那样，取之不尽。

　　然而，风险不期而遇。民间借贷瞬间“崩盘”

　　事实上，警报已经拉响，但诸多靠着民间借贷吃息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

　　早在2010年，鉴于借贷案件上升了40%，神木法院进行了两次专题调研，并向榆林市银监局、政法委寄送了《司法建议书》，提出民间借贷案件正在大幅上升，应防范民间借贷的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神木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民间借贷问题的端倪。县金融办在这一年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宣传，并联合工商局对一百多家担保公司进行整顿，最后担保公司只剩下两家。其余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注销了一批，提升转化了一批，部分担保公司整合转化为小额贷款公司。

　　许多神木人都记得，2011年在广场上、LED屏上看到的警惕个人借贷风险、认识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那些话”，在当时显得那么遥远。当时鄂尔多斯借贷危机尚未爆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案例，都来自于遥远的外地。宣传进行了整整一年，有些宣传直接在小额贷款公司的LED屏幕上进行，有的横幅直接挂在小额贷款公司门口。“当时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意见，觉得我们在针对他们。作为政府，我们只能宣传引导，我们已经尽力了。”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说。

　　神木是少数设有金融办的县之一。

　　在县级部门中，金融办是唯一对民间借贷有直接管理职能的部门。2009年成立的金融办，由于编制一直没有获批，至今还是临时机构，七名工作人员全部是临时借调的。因为没有行政执法权力，金融办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干预。金融办能做的，是对全县2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和对社会公众的宣传。

　　所以，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的神木，明显因煤而兴，因煤而落。神木煤炭质量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在经历了煤炭业“黄金十年”的狂欢后，现在“繁华落尽”。以2012年为例，神木面煤平均价格230-340元/吨，同比下降100-150元；块煤平均价格370-480元/吨，同比下降80-180元；兰炭大料销售价700-740元/吨，同比下降24%(去年同期价格880-900元/吨)。受此影响，一些工业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户数93户，增加25.65%。其中煤炭生产企业48户，占比51.61%。

　　从2012年开始，煤炭价格一路走低，加之政府关闭非法小煤矿的决心坚定，投向煤矿的资金链条趋于断裂，又是一夜之间，与借贷相关的民间机构不见了踪影。

　　“政府已经嗅到了危机的味道。”神木县金融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12年，县政府就派员去鄂尔多斯学习，以期能够规避因借贷危机而带来的经济崩盘。他说，与日俱增的金融风险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累积。

　　“今年应该是神木相当困难的一年。”金融办的工作人员说，从去年5月开始的危机有蔓延的趋势，我们认为会在今年的五六月达到顶峰，这和民间的预计大致相同。他说，从去年年底开始，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办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然而，政府的种种努力，终于未能有效抵挡民间借贷崩盘的危险，最后一根压垮民间借贷的稻草缘起2012年“张孝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煤炭价格下跌导致放贷给煤老板赚取差价的张孝昌被压垮跑路，借贷1.2亿给张孝昌的龚爱爱资金链断裂而被愤懑的下线举报。随着报道的深入，“房姐”龚爱爱的致富道路、神木靠能源发家轨迹，以及之后上演疯狂的民间高额放贷一一暴露。

　　记者联系山西大同一位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他说，他在神木投资房地产和煤矿的朋友都撤资了，煤矿很多关停了，神木经济崩盘，全都赔了，现在转战云南。

　　他说，当地房地产注水太严重，套牢的资金绝不仅是几十个亿，而是几百个亿。他自己也在神木的房地产行业入股了，因为资金跟不上，银行贷款早没了，而且银行贷款只是小部分，主要靠民间融资，也就是民间小额贷款。去年经济崩盘，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都撤了。留下的房地产都是“半拉子工程”，资金跟不上，资金链断了，只有死路一条，没办法只能“跑路”了。

　　多米诺骨牌的倒塌

　　事实上，民间借贷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兴起于温州，而温州的民间借贷同样出现过神木的问题。仅就温州来讲，民间借贷市场出现问题，是前几年信贷宽松导致企业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光伏、造船、房地产等产业所致。然而，深入到风暴中心后不难发现，最令人揪心的是，当地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那种长期机制已不复存在。而这些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从本质上来说是民间长久培养的中国式契约精神。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精神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温州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得很好，与传统民间借贷密切相关。

　　在神木，很多煤矿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好好分红了，煤价下跌以及政府整顿小煤矿，导致很多小煤矿破产，从而引发了地下金融资金链断裂。“大老板有的拿着钱跑路了，要钱都找不到人。”张军说，这些事让神木的民间借贷再无信誉可言。

　　李宗保也深感民间信誉尽毁带来的无奈。

　　李宗保2004年下岗，自谋出路，开了几年门市，经营电信收费、手机等。2011年和别人合伙，建了个空心砖厂。建砖厂是因李宗保看到房地产的兴旺，但民间借贷的崩盘让李宗保的发财梦转瞬化为一枕黄粱。

　　“以前像我那100万的房车就不算车，在三四百万宾利车面前，也就是一‘面的’。到去年七八月份，好车就没有了。不跑路不行嘛，政府要把你抓起来。但是跑路也跑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把你抓回来的。跑路的跑到哪里的都有，一般都是一个人走。”李宗保说。

　　坐在紧挨着县政府龙华宾馆的餐厅里，李宗保指着对面即将结束的酒席说：“你看今天中午，这个婚宴上喝的喜酒是神木本地产的200多元一瓶的‘麟州坊’，以前少不了得上五粮液、茅台。而现在喝200多元一瓶这个价位的，也是硬着头皮喝。”

　　在谈话中，又黑又瘦满腹心事的李宗保，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十几元钱一盒的“好猫”牌香烟。而在去年上半年以前，像他这样的老板，都是抽高档的软中华。

　　煤价下跌，借贷崩盘，房地产低谷，一系列的链条让这个生产空心砖的企业举步维艰，“以前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贷一部分，贷个三十、五十万的，今年怎么说也不给贷了”。

　　李宗保说，自去年冬天开始，银行都是收账，一般不给放款。以前他们周转资金，随时可以从典当行里借，100、200万的都可以，月息三分。可现在典当行都是追着要债的，没有放贷的。

　　李宗保的砖厂建于2011年的秋天，三个人投资了800万，现有100多个工人，在榆林地区属于大型砖厂。

　　目前找他要贷款的典当行有两家，2011年借的，每家100万，现在利息欠了几十万。他们搞空心砖生产，开始是外行，只亏不赚。现在学到经验了，钱又赚不到了。因为县城建筑工程少了，没人向楼房投资了，开发商拿不出现钱买砖了。

　　“如果今年像前年的经济状况一样，就没问题，肯定能赚钱，稳赚。”李宗保说。

　　现实里没有如果，为了继续发展，李宗保只能继续投入，银行不给贷款，民间借贷也是绝路，因为：“神木县的信任度现在都没有了。房产抵押可以贷款，但是现在很多房子都是小产权，他不给你贷款。神木县富人都住在城里最好的地段，穷人都住在山上，到城里打工要来回跑。神木县的主要发展靠煤，除了煤就没别的了。”

　　对神木民间信任度尽毁，李宗保进一步解释：“比如说你有钱，我借100万来用用，现在不可能了，超1万块钱你就别张口了，能给你一两千就不错了。不是不借，以前钱是流动的，现在流不动了，大家口袋里都没钱了。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跑路，一是法院起诉你，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现在彼此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情谊了，亲人谈到钱都是仇人。”

　　这个有着百万房车不开，却开着用4000元买来的二手微型车的老板解释：“都穷成这样了，还开什么房车！”

　　媒体报道加剧“崩盘”？

　　经过阵痛的神木如今面对媒体，分外紧张，多个政府部门面对采访均讳言莫深。

　　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抱怨道：“媒体把负债逃跑叫‘跑路’，整天渲染‘危机’、‘崩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否则神木的情况应该会好一些。”

　　该官员认为，民间借贷本身就是民间的逐利行为，基础就是亲友之间的信任，在困难的时候，几个人完全可以坐下来沟通，暂时免除高利息，因为大家都知道耗下去人人都是输家，那样的话，也许会渡过难关。

　　但媒体从“借贷危机”再发展到“民间借贷崩盘”直接摧毁了大家的信心，再加上一些跑路的出现，彼此信任度荡然无存。

　　从事小额贷款生意的刘先生也表示：多少年以来，神木极少有人借钱不还，负债逃跑被视为自绝于社会的行为，为人们所不齿。但是，自从温州借贷危机以来，媒体创造了一个词叫“跑路”，把为人们所不齿的借钱逃跑行为中性化，直接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借钱逃跑行为。加上未经科学研判、外地媒体突然定义的“危机”说，诱发了人们的恐慌。许多神木人认为，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动辄用“危机”、“跑路”渲染，在神木借贷风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神木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小平说，在公安局立案的23起案件中，除一起集资诈骗、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大部分的借贷案，是信心丧失后发生“挤兑”才出问题的。“这里面有不少是三角债、多角债，如果能维持信用，合理处理的话，结果会比现在好。”

　　迁怒于媒体的他们似乎忘了，就神木而言，巨额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经济形势好时，资金流向煤炭、房产等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趋于断裂，整个神木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崩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导致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神木县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

　　如今，血本无归的民间借贷者把讨回本金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每天都有人到县政府讨说法。

　　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介绍，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行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刘琦云称，政府不可能“出钱补窟窿”。政府的思路是查清已经拿到高额利息的借贷人，令其将高额利息退出，用退出的钱，按比例补偿给基层放贷者。对借款不还的企业，政府出面责令还款，不惜让其“倾家荡产”。

　　神木县法院提供给本刊记者的通稿称：“神木民间借贷纠纷案逐年增多，2008年，251件；2009年260件；2010年456件；2011年679件；2012年截至9月份，1656件。案件最多时正是民间借贷濒临崩盘的2012年。

　　在受案数量大幅上升、工作压力巨大的局面下，神木法院穷尽一切手段解决“执行难”问题，从媒体上曝光了116名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对285人实行司法拘留，该院还与县内12家金融机构、公安、工商、房管、车管等相关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等多项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利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年1月至9月，神木法院已执行终结案件555件，结案总标的额2.77亿元，其中执行终结民间借贷案件414件，执行标的额达2.52亿元。

　　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

　　政府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够让神木逐渐复苏，但丧失了信用基础的民间信贷，是否能健康复活，还有待观察。

　　对于民间借贷，温州商人也许有更多的发言权。

　　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指出：“温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对熟人来说，你给我担保一下，要是不担保，就连兄弟老婆出门都会被人骂。”

　　这些非正式约束是经过多次博弈之后确立的规则，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朋友等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如果熟人双方形成一个正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一种信用的正反馈，这些非正规的合约就会得到执行。如果双方形成一个负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信用的负反馈，合约就难以执行。

　　这些非正式合约的目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然而，一旦合约执行受到破坏，就会出现混乱，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提高风险。特别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熟人之间的非正规合约就面临更多的负反馈风险。按诺斯的理论，这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监督合约的执行，国家就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实施合约成为可能。

　　鄂尔多斯、温州、神木等地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是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当地合约自我实施机制的不复存在造成的，这破坏了民营企业成长的本土信任土壤。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波是转型期中国金融风险的象征，一些企业倒闭了还可以东山再起，而如果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循环机制不复存在，就相当于民营企业孵化和成长的土壤被沙化了。

　　从神木来看，民间借贷的复苏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机会，但政府不能坐等，所以，申请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成为神木这座煤炭财富神话终结后的陕北小县城，抓在手中的“救命稻草”。

　　7月22日，陕西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明确“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

　　颇有意思的是，上述《意见》的发布日期刚好在神木县“非法聚集事件”后一周，这一地方政府行为亦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意在力挺神木发展民间金融，同时为其金融改革定调。

　　除了《意见》力挺神木外，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亦在7月上旬的调研中表示，陕西省委、省政府将赋予神木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把神木作为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和全省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实行政策单列。

　　记者从神木县金融办获悉，神木已经申报了省级金融改革试点县以及国家级民间金融改革试点县，两个方案均已报到了陕西省政府，目前尚未获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神木的积极态度，力挺此事的陕西省政府层面似乎实际动作不大。

　　据记者最新获悉，牵头“金改”的单位陕西省金融办，其协调人省金融办副主任李忠明已调上海挂职，对此，陕西省金融办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金改一事没有明确进展，暂不接受采访。”

　　神木政府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因为负责人的调动不得不暂时搁浅，一切似乎又走回到原点。神木目前仍然是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厚，煤质最好的地区，周期性的经济规律也许会有让神木再次开花结果的时候，那时，民间借贷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

　　学者单许昌建议：“重塑已经破坏的民间契约精神，修复民间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竞争繁荣的局面，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潜能。”

　　可是，学者的技术性建议，在缺少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下，多少有些隔靴搔痒。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民间借贷已经发展30多年，但始终未有一项专门法律对其有司法约束，关于民间借贷的纠纷，只能从《民法》、《合同法》以及若干司法解释中寻找法理依据。

　　2012年两会期间，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联合牟其中一案律师、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兴成，合作编写了《民间投资促进法》立法的建议稿和《民间借贷法》立法的建议稿。目前该建议稿已提交给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周德文对记者表示：“在实践过程中，民间借贷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直不太明确，造成借贷发生隐蔽，操作手段不规范。纠纷出现后，贷款人维权难，而借款人适用法律模糊，借贷双方权利都无法保障。

　　“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民间借贷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早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间借贷，但历经四次修改，都未获通过。”

　　数据显示：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它们长期发展所需融资严重依靠民间的借贷市场。

　　2010年年底，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进行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周德文告诉记者，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但是民间借贷大都是高利贷，极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使用尚可，时间长就定会置企业于死地。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就需尽快让民间借贷合法化。

　　在全民参与民间借贷的当下，我国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内容，散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以及行政规章司法等的解释中，缺乏专门的法律和明确的定义。

　　而《民间投资促进法》的亮点，在于呼吁尽快给予民间投资的自由。一旦通过该项立法，投资市场将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已久的民间资本就会找到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这样也就用不着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去堵塞并震慑民间资本的所谓的非法行为。

　　然而，在立法悬而未决之时，是否有合适的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借贷，神木政府多个部门均表示不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

　　工商部门是否可以介入民间借贷？记者从神木县工商局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民营担保公司的注册经过工商局，工商局可以管理其业务是否超范围经营，但对于没有经过注册的、纯粹是个人行为的民间借贷，工商局没有职能可以介入。

　　在县一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部门和单位，对民间借贷真正有管理职能。对民间借贷的管控，长期是一片空白。

　　如果民间借贷仍然处于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空白之下，那么，神木只是一个缩影，资源丰富引发高速发展，进而民间财富急剧膨胀，而后逐利冲动又诱发民间借贷风潮，最终形成利益链条。在这条不规范、不透明的链条上，经不起哪怕一处小小的裂缝。

　　那么，这个危险的裂缝也许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