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陕北民歌的发生时代，但我们能确切地知道，陕北民歌产生的文化时间和空间早已先陕北民歌而存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都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时间与空间在一定坐标中的定点出现。

陕北民歌者，即使没有“三道道蓝”包头，几嗓子出去，人们也会明白地识别出来：这是陕北民歌！地域的痕迹总要在各个方位呈现出来。

文化现象首先要从土地上辨认，分析文化的积土层和文化的夯土层，从这些文明的碎片中辨认历史发生的时空背景。辽阔苍茫的黄土高原，贫瘠的自然环境，贫困动荡的现实生活，种族血统的融合重组，造就了神奇的陕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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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的黄土高原——生活的天然大舞台

贫瘠的自然环境、困顿的生活现实是陕北人民创造民歌的重要土壤。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东临黄河，北接内蒙古。山秃沟深，千百年来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既穷又苦，所以绝大多数陕北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生活场景。比如：《揽工调》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农民的压迫，而《走西口》《卖娃娃》则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一幅幅天灾人祸造成的悲惨景象。可以这么说，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是这一地区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是千千万万劳动群众集体创作的一部生活的史诗，也是他们争取自由、追求幸福的心灵呐喊。纯朴的庄稼汉，贫穷的揽羊娃，以高歌“信天游”来传达他们内心的情绪和思想，创造、传唱民歌已成为他们生命的需要。

面对连绵起伏的塬峁沟梁，一望无际的沙漠，飞沙走石，陕北人民创造出了这样宽广优美的旋律；置身干旱的土地，经受饥饿的折磨，眼望断续的长城，陕北人民创造出了这样苍凉、哀伤的旋律。面对着蔓延贫瘠的黄土高原，生命显得那般渺小，人为了与自然与空间取得某种平衡，抑或是为了强调自身存在，抒发积聚在心头的喜、怒、哀、乐，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仰天长啸”的冲动。这种“吼”，是人们在精神上与外界进行抗争，从而决定了陕北民歌辽阔壮丽的情感基调。陕北儿女生活热在压抑中迸发，站在那沟沟坎坎、圪梁梁上，放生高歌！

生活再辛苦，生存条件再艰难，但是他们有心灵的自由和梦幻般的想象人性不灭就会有创造，创造着大都市永远创造不出来的艺术产品，既哀伤又乐，既抒情又豪放，既自然质朴又感天动地的民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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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融合——血脉的凝聚与张力

各民族的不断融合重组，是陕北民歌形成的重要条件。陕北人是汉族人但与居于“国之中央”的其他汉族人比较，陕北人已不是纯粹的汉族人。在中国大多数历史朝代中，长城内墙下的陕北往往是边防前沿。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央王朝与异族的征战进退，一代代地改变着陕北人的民族血统。这里，既有原住民与南来移民的融合，更有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汇流。战争时期的杀戮、占领和奴役，和平时期的通商、通婚和交流，像潮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吐纳、重组陕北人的血液。直到元代以后，陕北才稳定地成为说汉话、习汉俗的汉族区域。但是，居住在这个区域的陕北人，已经变成血液流淌着汉、匈奴、羌、鲜卑等多民族热血的人种。①血脉的融合带来了人种的优势，同时也沉淀着相关民族的心理特征和表达方式，比如：陕北人能歌善舞的天性就创造了《对花》《大秧歌》《跑旱船》等边歌边舞的艺术。从民歌《走西口的人儿转回来》中“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回口里”，可以看出陕北民歌对蒙古民歌吸收后的再创造。旋律的走向及节奏非常接近蒙古民歌：悠长、舒展、宽阔。这种吸收，虽然在各类歌曲中程度不等，在陕北民歌的总量中不占多数，但是，却极大地丰富了陕北民歌的外延与内涵。无论在旋律、歌词还是唱法上，这部分异质的羼入，都给陕北民歌增添了一道别样的光彩，使之焕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美。

多民族杂居和汉文化的融合，是影响陕北民歌形成的重要原因。历史上陕北为多民族游牧之地，并逐渐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至今，在陕北民族的生活语言中常常夹杂着其他民族语言的地名、词汇。陕北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差，但他们豪爽、强悍、喜欢自由、爱热闹红火。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动荡的战乱，他们没有愁眉苦脸，更没有消极地承受苦难，而是积极主动地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艰苦奋斗。穷困反而使他们更加期盼美好的生活，思维更加活跃、想象力更加丰富。在这块土地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在贫瘠的大地上书写浪漫、书写自由、书写美好。它妙就妙在不是用苦难表现苦难，而是把苦难看作是一种比幸福更高的境界来表达。这样就使本来苦难的生活，通过演唱民歌而形成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快乐而抒情的景象。正因为苦难，才日思夜想着幸福生活，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期待太阳一样，就像一个经受折磨的奴隶渴望自由一样。这种期待一代接着一代，一代传给一代，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这洪流演变成一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铺天盖地的陕北民歌。其显著特点，就是优美的旋律和苦难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现实和理想极度对立的背景下，在忘我的抒情境界中，在想象和幻觉中创造出感人肺腑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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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奋斗的文化标签

特殊的社会现象“走西口”，即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打工潮”，是传播、发展陕北民歌的重要途径。民歌依靠人声生存，通过传唱流布。陕北民歌的创作和传唱，是由一个基本群体和一个特殊群体完成。基本群体就是生活劳作在乡村范围内农耕社会的千家万户，那些在地头、硷畔、炕头上歌唱的庄稼汉、揽羊娃、婆姨、后生和小女孩们。他们是陕北民歌传唱的最广泛。最基本的群体，用人体的血管作比，他们组成了陕北民歌的静脉。而它的动脉则是由一个特殊的群体组成，即那些游走四方的脚夫、货郎、匠人、亦农亦艺的准艺人、乞丐流浪汉们。从前陕北的封闭、落后是尽人皆知的。但就在交通不便、封建闭塞的地方，却有着一年一次的结伴“走出家园”，即走西口的传统。走西口的历史作用，不仅是维持了一部分陕北人的生活、促进了长城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和睦，它对陕北民歌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是贡献了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为陕北人民已有的哀悲和期盼增添了一道异彩。二是充当了陕北民歌的传播使者，并为陕北民歌吸收了异地、异族的新鲜养分。在封闭的社会形态里，他们是外向的、动态的阶层。他们在人数上是陕北人中的少数，但同基本群体相比，他们却是同样重要的民歌生产者和消费者，是陕北民歌传唱最生动、最活跃的群体。特别是在民歌的传播、吸收和再创作方面，他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能听到如此优美的陕北民歌，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广泛传播才得以留存下来，由于他们的再加工才得以完美展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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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收、农耕两大文化的对撞

陕北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

在这个地域文化概念里，还可以不同文化标准界分出各个不同文化形以长城为界、陕北腹地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区域，长城以北，则是典型的草牧文化区域。

生存方式与耕作方式的不同，文化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农耕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虽然自轩辕黄帝以后陕北逐渐淡出政治中心而被边缘化，但农耕的生存方式一直没有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农民思维方式。农民的安居重迁、农民的保守愚钝、农民的勤苦俭朴、农民的安于现状、农民的固守自足，都在文化里有所呈现。

而草原游牧文化则不囿于一时一地，不安于一犁一铧，不重于日月光景，不居于一窝一炕。他们流离迁徙，照着太阳出来的地方扎帐篷，依着太阳落下的地方放牧羊群；他们豪放，他们也撒野；他们仗义，他们也掠夺；他们乐于运动，他们也乐于挥霍。

长城并没有阻隔两种文化的交流，蒙汉互示，贸易往来。于是马背上的歌声和驴背上的歌声就开始串味，沙梁梁之音和山坡坡之音就开始交流；羊肚子手巾和绒毡帽间滚动着信天游，遍纳鞋与毡靴子之间传递着爬山调；瓷酒壶与马奶壶的杯盘交盏中以歌声互致友好，伙盘地头蒙族汉与陕北汉以歌声驱赶疲劳。

信天游里有爬山调，爬山调里有信天游。

文化的对撞是历史的必然。当年的统治者修建长城只是为了军事的需要，但事实上的文化阻隔却做了意识形态的注脚。好在“伙盘地”开放，蒙汗互市的扩展，多少弥补了历史的错误。也好在，人为的“城墙”毕竟阻挡不了心灵的沟通，文化的相撞是黄河的涛声，尽管左扭右曲让它在河套里转了个大弯，但最终“向东流去”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流向。

陕北民歌的豪放、粗犷多少得之于游牧文化的传导；陕北民歌低回、缠绵，无疑来自于农耕文化的基本元素主导。文化的对撞成就了信天游，游牧农耕两大文化的交流孕育成熟了陕北民歌。

来源：101榆林生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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