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木人的来源及构成，见于文字的东西不多，权且把明朝以前就生活在本地的居民称为“土著”，神木人的祖先中有多少是“土著”已经不可考，凭有限的数据约莫估计占比不到一半，后文会详述缘由。其余的先民则是从明清两朝陆续迁移到本地的，明清两朝迁移来的人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央王朝派往本地屯垦戍边的将士和百姓（籍民为军）；一类是避祸、逃荒而来的流民。
       在讲明清移民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本地“土著”的情况。
       现有证据表明，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活跃在窟野河、秃尾河流域。境内出土的龙山文化遗址有石峁、新华、寨峁等，其中尤以石峁遗址为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但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群体却未在神木的土地上开枝散叶，其社会也未在本地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该群体似乎一夜之间从神木消失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庞大的部落后来离开了本地，迁移到了别处。
      
       为了行文方便，暂且把居住在石峁的人群称为石峁部落。在同一时期，陕北的沟壑间还存在着许多原始部落，而轩辕黄帝大概就是这些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依据石峁部落现存的遗址规模看，其人口规模和文明程度在陕北高原尚无别处可以媲美，石峁部落很有可能就是黄帝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石峁遗址可能就是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黄帝部落联盟大约在4000年左右迁移去了中原，余下的一些土著部落继续固守在高原上，以牧、猎和初级农业为生，或深山独处，或在这一带迁徙不安，过着原始的、自饱自足的生活。这些部落发展到后期，影响力也一度延伸至中原地区。在神木及其周边地区生活过的古部落就有好几只，夏有獯鬻，周有猃狁，春秋战国为白狄。“獯”、“猃狁”、“狄”极可能是某些动物，古部落以它们为图腾，并用它们的名字称呼自己。这些部族显然与当时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部族有所分别。
      接下来又是一个诸戎侵扰、政权更迭、胡汉杂处的漫长时期，期间各方势力你来我往过程繁复，这部分历史我不准备细说，只粗略讲一下。境内战国秦长城是秦王朝抵御林胡等部族的产物。1957年，在神木县大保当镇纳林高兔村出土了大量鄂尔多斯青铜器，多属古匈奴旧物。秦汉两朝曾往陕北和河套一带大量移民，1996年至1998年考古队曾在大保当一带发掘出大量汉墓群。西汉六大军马场之一的“天封苑”就设在如今的大保当一带。汉武帝时(公元前140至前87年)，因受到匈奴或周边其它民族的压迫龟兹国的一支请求内迁，西汉王朝把龟兹国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市北部的陕蒙交界之地（属地包括神木县境部分），置龟兹县，并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三国、西晋，本地为羌胡占据。东晋十六国（304-409年），先后为后赵（羯族）、前秦（氐族）、后秦（羌人）、夏（南匈奴，赫连勃勃建都于统万城）政权属地。南北朝（420-589年），先为北魏（鲜卑族）地，置石城县（今解家堡一带），后改名为银城县，属上郡；后为西魏（鲜卑族）地；再后为北周（鲜卑族）地，置归真郡（今解家堡一带）。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麟州处于契丹、西夏和北宋三大政权之间，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在“文革”时期，神木县太和寨农民平整土地时发现党项古墓。北宋时期的杨家将众所周知，杨家军士当时驻守麟州古城，党项人折从阮、折德父子占据今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交界的府谷一带，而杨家将中的杨业身为北汉政权臣子，为抗击日益强大的契丹，与党项折氏政权结盟，并娶折德女儿折太君为妻。后来的汉族修史者因为“折”和汉族姓氏中的“佘”同音，便将折太君称呼为佘太君。唐贞观四年（630年），回纥（中国古代北方及西北民族，唐德宗时改称回鹘。）铁勒十一部请降内附。次年诏令于石峁（位于神木县高家堡镇）置幽陵都督府，广建城寨，安置降胡。
      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群，未有证据表明一定会留在本地开枝散叶。古代民族按生存方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牧民族，一类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水草不丰或遇战乱，便会游牧他乡。农耕民族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不轻言放弃家园。所以本地历史上出现过的游牧民族遇到不利环境极可能举族搬迁，只有弱小的部落或已经适应了农耕文化的人们会留下来。留下来的人又会与当地汉族在不断的交流中相互融合，所以这些土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的。历史曲折向前，有人来了又去，有人留下来就不走了，坐地户中不时会加入“新人”，新老居民错居杂处，在争执和妥协中混血同化成了这片土地共同的主人。
       明以前“土著”不会太多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是本地历史上战事连连，狼烟不断，民众不得不东躲西藏。只有藏在山区的人们才可能完全避开政治动乱、朝代更迭带来的兵祸，而境内山区可容纳的人口数量十分有限。第二个制约本地人口增长的因素是地理和气候环境，宋元以前，境内植被繁盛，在高原厚土地带，林深草密，猛兽出没，这种环境并不适合人居，当时本地尚未大面积毁林开荒。河流平谷地带虽然土壤肥沃、易灌溉，却因不好防御而不宜生存。猛兽、匪患、异族的入侵，都是毁家灭族的祸因。即便人们在和平年代移居河谷地，兵祸一旦出现，首当其冲的便是出入方便的河谷地带，那时人们的命运，不是消亡就是被裹挟着退向远方。另外本地属半干旱地区，冰冻期长，无霜期短，冬春两季风沙大，庄稼成熟期长，遇到天旱、霜冻、虫害，庄稼可能彻底绝收，所以本地居民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饥饿作斗争。
      明灭元后，“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加之东北又有女真兴起，明朝为抵御边患，开始修缮长城。神木境内明长城的修建，先后经历五次，跨越184个年头。当时的神木虽处边疆却无较大人口伤亡记录，明清朝代更迭对本地影响也较小，除清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外，本地甚少出现屠城灭镇的战乱冲击，所以从明始本地居民受战乱影响较小。
       神木作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也称榆林镇）的一部分，政府实行的移民实边、卫所屯军政策为本地带来深远影响。明洪武（1368—1398年）、永乐（1403-1424年）年间，河套尚在明廷军事控制范围之内，榆林地区尚属内地，随着明朝与蒙古军事力量的消长，明弃河套而守东胜，继而弃东胜而守延绥，榆林遂成为陕西北部防御的重中之重，其中神木境内诸堡又成为防御的极要冲之地。这些城堡不仅是一种军事防御设施，以城堡为中心其周围也是军民生产屯田之所。明代实行卫所兵制，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代有军籍之户，简称军户，军户的主要义务是出男丁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正军赴卫所必须带妻同行，并在住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本地人口也正是在此时出现机械式增长。
      神木堡兴筑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高家堡兴筑于明正统4年（1439年），境内同时期兴筑的军堡还有永兴堡，大柏油堡（解家堡乡境内），柏林堡（解家堡乡境内），这些军堡起初只是由西安、南阳、潼关等地的士兵轮番驻守，后为长久计，政府向这些军堡派驻军丁屯田。军户屯丁皆自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防屯抽调而来，还有一些罪囚被发配到本地戍边。这样就在军堡及附属周边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本地“土著”的居民区，由于军士来源较杂，语言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有很大不同。明清朝代更迭后，原有卫所人口多滞留不迁，并与当地人通婚，又形成了与当地人互相融合的语音与习惯，稍异于“土著”。所以可以认为神木、高家堡、永兴、解家堡、新民（府谷境内镇羌堡）靠近上述军事古堡地区的人们不少就是这些士卒的后裔。
       以万历（1573－1620）时期各堡驻军来看，神木堡当时驻兵2405人，一军其实就是一户，推算一户人口4-5人，估计总人数在12000人左右。高家堡驻兵1584人，估计总人数在7900人左右。永兴堡驻兵1106，估计总人数在5530人左右。大柏油堡（解家堡乡境内）驻兵466人，估计总人数在2330人左右。柏林堡（解家堡乡境内）驻兵627人，估计总人数在3135人。上述总人数合计为30895人。这个人数比起现有人口数量似乎很小，但考虑到人口繁衍的指数式增长这个数目已经很庞大，要知道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神木人口到达封建社会峰值时，全县总人口也不过113717人。
       公元13世纪起，县境为蒙古族占据。明、清时期，北部边墙（明长城俗称边墙）外大片区域仍属蒙地，这些地域包括大柳塔、中鸡、孙家岔、尔林兔、瑶镇、麻家塔、店塔（部分）、锦界（部分）、大保当（部分）、高家堡（部分）等地。明朝初期严禁蒙民入境（进入城墙以内），墙内汉族亦不能越境耕种。在明中叶以后，中央政府才开放少量地点允许蒙汉互市。
       清顺治、康熙时，神木地方管理仍然以武弁（武官）为主。清顺治（1638—1661年）年间沿陕北长城北侧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划定了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延伸两千多里的长条禁地，旨在保护当地畜牧业资源。康熙时期（1661 -1722年），内外蒙古一统纳入清王朝治下，陕北地区也由边疆前线退居为内陆腹里。陕北已经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意义，到雍正时期（1678-1735年），本地完成军事卫所屯田、屯户口向地方州县的归并，改军士为屯丁，一些军事城堡完成“军”转“民”，有的城堡发展成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城堡被逐渐废弃，或发展成为自然村落。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伊盟盟长松拉普奏请朝廷，恳乞朝廷允许蒙古人与边墙内的汉人共同开发边墙外的禁地。榆林道员佟沛年也与同期提出“以榆、神、府、怀各边墙外地土饶广，可令百姓开垦耕种，以补内地之不足”。清政府考虑利害得失，最终决定“有百姓愿出口（口外）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由此蒙古族牧民在政府允许的前提下，进入境地从事牧业生产，而山、陕边民也相继进入，从事农业活动。这一代便成为“伙盘地”。康熙年间，不许汉民移居，春出冬归，老百姓到“伙盘地”收完庄稼后就必须返回原籍。乾隆以后，汉民才获准移居。至光绪（1871—1908）末年，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这就使得伙盘地居民的垦殖活动更加合法化。神木现在仍沿用伙盘、火场命名的村庄有36处。店塔镇有14处，诸如张家伙盘，大伙盘，任家伙盘，阴伙盘，辛伙盘等。孙家岔镇9处，如石家伙盘，新伙盘，燕家伙盘，连家伙盘等。麻家塔乡2处，沙场伙盘，曹家伙盘村。锦界镇1处，新伙盘。大保当镇9处，西火场，杨家伙场，刘家火场等。高家堡镇1处，大伙盘。这些“伙盘地”全集中在神木北部地区（大概以边墙为界），所以基本可以确定这一带百姓的先祖大概是在清中期以后才陆续定居北部乡镇的，其中又以清末民初流入的人口最多，该地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较大规模村落，并成型稳定下来。
       除了中央王朝的有组织移民，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避祸、逃荒而流落本地的。山西是我县居民的一个主要来源地，陕西和山西两地隔河相望，地脉相连，人气相通，遇到天灾人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躲往对岸，这类移民单次规模可能不大，但胜在天长地久。山西先民跨过黄河进入神木后，主要沿着河流、河川故道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迁移，境内的窟野河和秃尾河是先民们最早定居的地方，随着人口增加，先民们继续向窟、秃二河的支流或其它细小河流挺进，沿着沟沟渠渠渐渐扩散开来，在经年累月的拓荒垦殖中，人们熟悉并占有了神木南面所有适宜人居的沟沟坎坎。所谓适宜人居，也只是人畜饮水方便，一般来说河谷地带水源比较充足。所以本地村镇地理分布呈树枝型结构，主沟谷和支沟交汇处往往有村庄形成，这些地方又类似树结，先民们沿着“结”再往支沟方向扩散，像大树丫上长出小树丫，当人口繁衍到当地土地无法承载，多余出来的人便结伴向远处迁移。贺川、沙峁、神木、店塔、孙家岔、大柳塔都建立在窟野河畔上，沿窟野河支流溯流而上，又有许多村庄分布在河沟两侧。乔岔滩、高家堡、瑶镇建立在秃尾河河畔上，同样在秃尾河的支流上也散落着许多村庄。特别要提一下黄河岸边的几个古渡口，一个是万镇，万镇紧邻黄河，古称“万户峪”，南隔秃尾河十多公里，它是晋陕沿黄群众走西口的重要渡口，也是山西先民进入神木的一个重要门户。马镇是神木和山西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渡口，历史上风俗习惯受山西影响很深，当地的西津寺同贺川镇的天台山一样，其庙会在过去是沿黄两岸居民共同的节日。还有盘塘古渡，后面会提到。神木南部乡镇的人们，其在乡音、习俗等诸多方面与黄河对岸的人们几乎没有分别，我见过花石崖妇女手绣的香囊，其精美程度绝可媲美山西刺绣。不光神木，陕北尤其是沿黄河一带,民间普遍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的说法，许多地方的地方志、村志、家谱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县内至今流传“我们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说法，县内一些族谱也有记载，如神木县贺川温家川村的《温氏家谱》记载，始迁祖明初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下令“迁山西汾、平、泽、潞之民于河西（大致在黄河以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绥德直隶州志》）”，这部分人主要安置在今陕北一带，集中分布在榆阳区、米脂、绥德、吴堡等地，派往神木的数量有限。另外为了便于获得身份认同，一些非洪洞大槐树出来的移民也可能附会说自己来自于大槐树。明清两朝户籍管理严格，获得合法身份非常重要，大槐树移民属奉命迁移，这是移民取得国家承认的合法身份的重要依据。流民是国家打击对象，政治地位不高，易受到迁入地居民的歧视，说奉命迁移既便于融入当地又能增强自身归属感。所以真正从山西洪洞迁移而来的先民数量应该不会太多，来自山西的先民主要由晋西北贫民以及部分从其它地方辗转流落到山西的贫民构成。
       根据本地族谱提供的资料，移民建立的村庄大多在六、七代人之后就会发生裂变，村庄中的一部分人口迁出建立新的村庄。以神木县贺川贾家沟村为例，贾氏祖先明代末年由山西迁来建村，乾隆年间因人口增加生计困难，一些族人迁出，在距离老村九十多公里的地方另建立了上石拉沟村（店塔境内）。十几年后又有几家迁出，在距离老村十多公里的地方建贾家新庄村。这说明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限度是决定当地村庄规模的关键性因素。
       晋民入神的另一条路径是由神木至太原的“大路”，从县城出发，沿窟野河南经沙峁、菜园沟至盘塘，经盘塘古渡东渡黄河，再经山西省的兴县、岚县、静乐县到达太原。此路一直是古代神木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通道。现在神盘路的大致走向与原来的“大路”基本吻合。
       明朝中期以后，晋、陕、冀居民迫于生计向北迁移，拉开中国长达四百余年的“走西口”人口迁徙事件。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其中就包括神木口和邻近的府谷口。特别在清乾隆时期，经过康雍乾三代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激增，晋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越发尖锐，大量贫民被迫赴口外讨生活，其中一条重要路径就是经府谷、神木向北进发。到神木后，去往口外又有三条路径，一条是走城西沟、四卜树、瑶镇、中鸡、马秦壕、新街（内蒙古）、阿腾席连、东胜、达拉特（过黄河）、包头；一条是陈家沟岔、梁家塔、沙圪堵、盐店、达拉特（过黄河）、包头；另一条是陈家沟岔、孙家岔、大柳塔、阿腾席连、东胜、达拉特（过黄河）、包头。再由包头进入五原、临河、杭锦后旗（内蒙古后大套）。所以神木人走西口叫“走后套”。这当中有很多人走到半道就留了下来，去口外是为了讨生活，如果在半道上能碰上让他们吃饱穿暖的地方，他们更愿意留下来，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比起追寻未知的幸福人们更愿意把握现有的好处。近代神木随着北部地区蒙人的北上，许多土地在当时已属无主之地，加上地广人稀，外来人员不难在其中找到可耕之地。
       作为补充还应当提一下从清中期开始，在清末期达到高峰的晋商入神事件。山西商人“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近代山西商人大量涌入陕北诸府州县，到清末明初神木、高家堡等地的晋商已占据了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晋商的涌入一方面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繁荣了当地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日军势大，大量难民渡过黄河涌入本县境内，数量估计也有数千之众。日军为求本地军民屈服，曾派飞机轰炸神木县城，给百姓造成巨大损失。
      神木历来兵荒马乱，人丁不兴，人口长时期在高生育、高死亡中缓慢发展。宋明以后，由于毁林开荒，生态恶化，本地更不宜人居。据《民国神木乡土志》记载，神木边外“伙盘地”“半成不毛之地，登高一望，平沙无垠，惟有河之处，资水溉田，房民尚多。”
据道光《神木县志》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全县12000户，计75691人。道光三年（1823年）全县15142户，计109080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时到达顶峰，计16050户，113717人，除去城关24836人，四乡88881人，678村，平均每村131人。另据《神木县志》（1990版）记载，民国三年（1914），全县合计8086户，96913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共计115885人。1947年全县解放后上升到129493人。由于各个时期县界不同，统计数字上会略有差异。  
       最近一次因战争而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事件发生在清同治七年（1868）正月，回民起义军马治和率兵数万，攻破高家堡、解家堡、柏林堡。十九日，回军进攻县城，翌日城陷。入城后大肆烧杀，建筑物毁为焦土，屠戮居民十之八九，回军铁骑沿途所经的四个乡，存者亦仅十之五六。
即便在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灾难总是如影随形。
       宋乾德二年（964年），麟州旱。
       明嘉靖八年（1529年），榆林大饥（旱），人相食。
       明崇祯五年（1632年）陕西大饥，民食草根树皮，僵尸遍野。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全陕大旱饥，十（11）月粟价腾踊，日贵一日，斗米3钱，至次春10倍其值，绝粜罢市，木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
       清乾隆四年（1739年），神木、府谷、佳县、吴堡大旱，饥，群狼食人。
       清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成灾，饿殍遍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霜冻成灾。神木、府谷两县发生霍乱，死者6000余人。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旱。陕西已三年不雨，十室九空，饿殍遍野。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陕北旱疫剧烈，蔓延19县。
       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陕北各县3年大旱，灾民野草食尽，继食牛粪，而后争食饿殍遗尸，惨不忍闻。
       1968年，神木夏旱、秋涝、冰雹、霜冻成灾，粮食减产5成以上，重灾区人均口粮仅20斤。至1969年 5月，全县因饿浮肿的1035人，外流的1064人，讨吃的114人，国家调拨粮食1039万斤救灾。
       还有水灾、冰雹、匪患等不再一一赘述，有史可循的苦难毕竟是少数，特别是那些在朝代更迭中因战争而出现的屠杀，往往因统治者的忌讳而不被容于史册。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千个人的死亡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一个人活着比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
       一个人的出现是极小概率事件，远比你中一亿彩票要难得多。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无数代人努力的结果，一个人的诞生，经过一代代繁衍，往前上溯十代，需经历1024人。往前上溯30代，需经历1073741824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金字塔，每个人都是自己金字塔的塔尖，“我”是由塔尖下的父母血脉滋养而来，父母由下一层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滋养而来，一代即一层，是无数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金字塔的顶峰。金字塔下的任何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出现闪失“我”都不复存在。我们站在人类繁衍树的顶端，每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辉煌，辉煌来源于几万年、几十万年前先民们的不断努力，他们即便朝不保夕仍不忘“薪火相传”。感谢他们的努力，让我们拥有站在塔尖的荣光。追忆逝去的人们，感谢健在的父母，谁都躲不过会成为历史的尘埃，我们已经在征程上，下一代已经踏上我们的肩膀刷新了金字塔新的高度。（全文完）

很详实的资料，作者很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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