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与幸福的解读

——评杨华团长篇小说《中国式婚姻》


读罢杨华团老师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国式婚姻》，我不禁为其写作题材的宽广多面、小说内容的多姿多彩而叫好！想不到，杨先生在娴熟地写出了官场小说、教育小说，并且得到了广大读者认同之后，又涉猎到了婚姻家庭的题材，而且一炮打响。
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婚姻’不过是妻子和丈夫、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点事，‘中国式婚姻’写中国女人和他们的男人的故事。”《中国式婚姻》以三个都市女性为主人公，以夫妻婚恋关系的嬗变为着眼点，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婚姻现状，记录了男人女人在情感十字路口的彷徨，在生活重负下的挣扎，在复杂纷争中的坚守，在灯红酒绿下的堕落，在物质引诱面前的屈服。
《中国式婚姻》反映了三种婚姻样式的不同结果。女工周小英相夫教子，热心助人，在坚守传统美德的同时，不断地给已经褪色的夫妻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让身居官位的丈夫也能经得住诱惑，她告诉人们如何做才能让爱情在婚姻中永保新鲜。女教师尚丽敏使出浑身解数留不住风流成性的丈夫，眼睁睁看着丈夫与第三者结合，让自己家庭破碎欢笑不再，最终失去爱女，以致精神崩溃，手刃负心郎，受到法律的制裁。八〇后美女公务员曹静娴刚刚步入社会即屡屡遭遇官场“潜规则”，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仕途，为了父亲的梦想，毅然与市委副书记的风流公子结婚，却不料公子命短死于车祸，然而曹静娴不甘心就此罢休，罔顾世俗樊篱的束缚，竟与前公公——市委副书记结为夫妇，遭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领导岗位。其实，这三种婚姻样式，自有其代表性，既有各个年龄阶段的夫妻，也有各种地位阶层的夫妻，更有敢于挑战世俗顶风**的夫妻，到底哪一种会幸福一生，到底哪一种会受到人们的称赞，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中国式婚姻》揭示了婚姻与幸福的内在联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现代社会，如何使自己的爱情保持新鲜，如何让自己的配偶不致于迷失，如何让自己的婚姻保持幸福，确实是每一个婚姻中女性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坚守传统道德，是充分信任爱人，是保持宽容态度，是跟上社会步伐，是充满怀疑的敌意，是放任欲望的堕落？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婚姻。女工周小英与赵春雨的婚姻为什么能幸福？难道他们没有过危机，没有过犹豫，没有过艰难吗？不是的，赵春雨也曾经被学生疯狂地爱过，甚至为他而自杀过，也曾经遭遇老婆的好友尚丽敏暗恋，更被沦落社会底层的聪明女子蔓蔓真情倾慕，可是赵春雨却坚持下来了，没有堕落没有出轨。除了赵春雨本人的修养功夫以外，我们不能不说周小英的信任大度、贤淑宽容、并肩应对等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赵春雨的老婆是尚丽敏类型的女人，他的家庭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乃至他的人生道路恐怕也要改变轨迹。

《中国式婚姻》警醒了已在围城中或者即将步入婚姻的人们。有人曾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对，至少在周小英的眼里不是如此。婚姻关系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但爱情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感觉，而是一种选择，是两个成熟的大人脚踏实地以及独立自主地去生活和面对社会的选择。惟有爱情、惟有成熟、惟有理性、惟有经营、惟有包容，才能有婚姻的幸福。尚丽敏在婚姻失败后说出了自己的感悟，“回过头来看，我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很失败，最大的失败就是找张松做老公。男人最重要的不是个头和长相，也不是社会地位和金钱，最重要的是品格，是责任心。男人再有本事，再有钱，要是心眼儿不好，见异思迁，没有责任心，就是最坏的男人。”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啊，如何维护自己的爱情，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是每一个人必须想的，也必须去做的。从幸福中预见前方之艰险，从胜利中不忘奋斗之艰辛，从悲痛中看到重生之可喜，从怨恨里知道包容的重要，从背叛中明白契合之可贵，从反讽与批评之中见到真善美。只有坚守传统道德，只有更新婚姻理念，只有保持宽容善良，才能建立和

这就是《中国式婚姻》对婚姻与幸福的解读，这就是我对《中国式婚姻》的理解。当然，杨华团老师要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

（《中国式婚姻》，杨华团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最新消息：真人长篇小说《饭碗》（原名《国企一把手》）由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运作，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售。
身居高位者疯狂敛财，飞蛾扑火，底层民众以命相搏却仅仅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同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二者却不可同日而语。国企经营者将效益与员工幸福对立有违人本、和谐的理念，企进民退、国富民穷绝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这是一部关注国企、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力作。祁北矿业集团董事长迟胜愚大权在握横行无忌，“让员工幸福”的企业理念成为一句空话。离退休职工乃至在岗员工生活困顿，无业青年满大街流浪误入歧途。收入差距过大，贫富两极分化动摇和谐稳定的根基，一把手T·W受贿激化深层次社会矛盾，正义与邪恶的交战激烈而又复杂。作品在关注国企深层次矛盾的同时，直面城市无业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窘迫、无奈和挣扎，呼唤社会良知对他们的关怀、帮助与拯救。祁北集团员工子弟叶毛无头苍蝇般徜徉于纷纭的街市，左冲右突找不到赖以生存的港湾，屡屡受伤穷途末路演绎惊天悲情。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有种说法，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干部”这个似乎带有**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而讲“全体指战员”。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对兵的说法是“战士”。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会头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官和官场这两个词，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官员及其活动范围的鄙视或不满；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则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欢把它们挂在嘴边称呼官员，官员自己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对官员的俯首帖耳和羡慕向往。下级叫上级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级对上级的顺从、臣服、谄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员因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产生的种种优越情绪，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飞扬跋扈。有位省级领导住在长沙某个有名的公务员小区，他告诉我说，从住在里面的官员看，他们的职务越高，则觉悟越低，脾气越大，修养越差，形象越糟。
我们透过官员、官场、老板、老大这四个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可以印证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艳羡。我这种表述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复杂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

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传统，而现代生活中有些官员的不良表现以及司空见惯的官场丑闻更让老百姓产生仇官情绪。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贵的，官场利益是巨大的。官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甚至垄断，决定了它是这个社会里利益最大的所在。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这么热？以至于被人称为“国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

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反复、有整合，但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只有公务员的利益是最稳固的。也就是说，官和官场的利益是最稳固的。所以，社会上又把公务员考试叫做“考碗”。这个碗不光是铁饭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饭碗。

利益向官场的集团化聚集，使得这个行当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公权利益私人化，灰色利益正常化，F·B利益日常化，这是个普遍趋势和现象。老百姓如果有意见，人家可以翻出国家政策、法律，证明他的利益是合法的。可以这么说，搬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部门或自己个人谋取利益，这是近几十年来最常见的官场套路。
我觉得目前的世相是混乱的、暧昧的、动荡的、难以定义的。当今中国最大的病相，我以为是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真与假之间辨析。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标榜的和真实的不一样。比如，依照某种标榜，国家干部或公务员，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老百姓得看他们的脸色，而不是他们看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哪怕我们自己是国家干部或公务员，我们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是在做公仆，而是在行使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当然他们中间也确实存在着孔繁森，但绝对不会太多。
拿手机短信诈骗来说，可谓猖獗至极，危害极大。相信每个手机用户都收到过各种诈骗短信，我每年至少收到100条以上，我光今年就中百万大奖三次，中本田奥德赛轿车两次，笔记本电脑一次，让我把钱打到什么银行的不知道多少次。

中国目前有手机用户7亿多，也就是说每年至少700多亿条诈骗短信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这么大海量的诈骗短信，对中国人心理的负面冲击会有多大？我们能不人人自危吗？我们还会轻易相信别人吗？当然，发这么多的信息，对电话公司是很大的收益。还说句题外话。我发现网上有各种算命法，有算手机号的，有算姓名的，有算星座的，都是通过发短信获取答案。我怀疑这是某些公司开发出的消费陷阱产品。这是极不道德的，既赚了黑心钱，又宣扬愚昧的迷信。

回顾历史，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是逐步滑坡的。童话是人类远古的记忆。我们在古老童话中，通常看到国王、王子的形象多是正面的，普通百姓会赞美王子同公主的爱情故事，也会向往这种理想的爱情；历史发展到后来，官员在百姓心目中仍然是知书达理、道德高尚的形象；但现在官员在人们心目中不是这种形象了，尽管公务员考试越来越规范，可是入行之后的发达，大家都知道是“功夫在诗外”。
就拿改革来说，这是近三十年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中国三十年，就是改革三十年。但是，有很多闹剧、丑剧、悲剧，都是假借改革的名义上演的。一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仅仅因为头上戴着一顶官帽子，一夜之间成为私人持股的大股东，摇身而为千万富翁（是否有亿万富翁我不知道），这是“改革”。一个好好的国有企业，因为上级**或上级领导一句话，就违背企业职工的意志而让民营企业来控股改制，导致流血事件，这也是“改革”。私营老板靠打点和钻营，获取国有资源开采权，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这也是“改革”。有些国有企业老总把所谓的企业自主权同官场不良习气神奇地结合起来，合法地F·B而置底层员工利益于不顾，这也是“改革”。

婚姻’不过是妻子和丈夫、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点事，‘中国式婚姻’写中国女人和他们的男人的故事。

“爱情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感觉，而是一种两个成熟的大人脚踏实地以及独立自主地去生活和面对社会的选择。惟有爱情、惟有成熟、惟有理性、惟有经营、惟有包容，才能有婚姻的幸福”
很实用很现实的一句话
帖子深刻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让人感悟良深，反思良久！意义很大，唯一就是文字排版有点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