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历史文化（五）

清末民初，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也是陕北包括神木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时期。旱灾、风灾、冻灾、水灾甚至还有狼灾，瘟疫，加上兵灾、匪患等人祸，致使神木从南到北民不聊生，于是反抗的浪潮风起云涌，从哥老会、红汉军，到七个人起家的红三团，人民的自发斗争终于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神府特区的创立，使神木出现了“南红北白”的特殊现象。从1934年神府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47年全县解放，神木有2200余名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奉献了生命，神府根据地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我党我军自创立以来一直未曾易手的红色老区之一。这段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元勋级的人物刘志丹、张闻天、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都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在当时设于贺家川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今第四军医大学前身）为伤员做过手术。今天，贺家川彩林的八路军河防司令部遗址和后方被服厂遗址仍然沉默于山沟之中，仿佛在回味着那段充斥着血与火的岁月。此外，在马镇镇的葛富村，独臂将军彭绍辉所在的彭新旅师部后勤也曾设在这里。据将军的《日记》记载，他曾数十次往来于晋陕黄河两岸，安排调度抗日事宜。

“红白”割据期间，神府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斗争，不仅创建了著名的神府特区这一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培养和壮大了革命的红色武装力量。以王兆相等为代表的革命者凭借最初的七人组织，逐步发展为红三支队、红三团、陕北独立师。王兆相以其英勇机智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被红区人民广泛传颂，成为令白军闻风丧胆的“黑狸虎”。王兆相将军于抗战爆发初调离神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有多位我党我军元勋级人物在神木生活、战斗过，国民党和当地的名人也在此有过不少故事和传说。

在二郎山浩然亭，现留诗赋楹联30余帧，内有1937年东北军驻守内蒙古河套一带时，著名爱国将领何柱国将军在神木和当地名士的唱和之作。在这些诗赋作者中，还有一位在陕北一带名气相当大的书法家，早年北平求学，后无意仕途归乡赋闲。这位名士叫王雪樵，其书法取于汉魏隶楷而有创新，古朴、雄浑、凛然、刚健、峻爽，据说当时和于右任齐名。在城南名胜杏花滩岫岩寺旁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仍有先生手书“集乃楚珍”几个大字。据其后人收集、整理，现存的王雪樵字画楹联有百余幅。神木在民国早年还出了一位姓裴的名人，字廷藩，名宜丞，为神木大保当裴家梁村人。裴宜丞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是同盟会会员，曾任陕北安抚使，是民国初期的国会议员。曹锟贿选败落，裴仍混迹于政坛，但不免胸臆郁闷，遂作《退思堂书稿》一集，文思隽永，字体秀雅，有二王之风。后官任河西屯垦副司令，因和号称陕北王的军阀井岳秀不和，1929年被暗害于内蒙古新街附近的陶家油坊，年仅47岁。裴宜丞的诗文悲世怜民、体验深刻、文采斐然，是神木文化中一笔不菲的遗产。2008年，同乡高亮宇先生及裴氏后裔共同影印出版了《退思堂书稿》全文，算为文化先人还了一桩遗愿。

抗战胜利后，神木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47年开始，先后成立了邮政局、供销社、银行等机构。随后，神木的许多一字号工程开工上马：公路、碱厂、发电厂、完小、中学、师范学校、卫校、水泥厂、拦河坝、大型灌渠（一云渠、二云渠、高惠渠等）、大型水库、铁厂、火电厂、水电站、广播电台、地毯厂、人民医院等。和全国各地一样，神木也经历了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到了1982年，神木煤炭储量丰富，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神木开始频繁接待中央各部委人员、国家领导人及国外投资集团的考察人员，神府煤田开始出现在报端，进入官员、百姓的视线。1984年12月，中国精煤公司榆林分公司在神木县成立（第二年即改为华能精煤公司榆林分公司），伴随着煤田的大规模开发，神木开始了全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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